去年是戏剧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，在这个日子里，汤显祖家乡的出版社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）抓住时机，重点推出李建军先生的一部研究著作：《并世双星：汤显祖与莎士比亚》。今年，这个出版社又再接再厉，出版一套“人文江西丛书·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”，朱虹先生所著的《情里梦里汤显祖》便是其中之一。关于《并世双星》，我已细读过并已写过专门书评，这里单说朱虹的这本新书。

《情里梦里汤显祖》封面。

实际上，这套“传记系列”的主编者也是朱虹先生，他在“总序”中说：“我们试图坚持‘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’的原则，既反对毫无根据，过度演义，也拒绝学院式、专业考证性著作，而希望以一种文化性与可读性兼具、雅俗共赏、既为专业圈叫好且读书界叫座的大众传记读物的方式，在集群式记录江西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、事功、贡献等基础上，展示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与风采。”（P11－12）如此看来，“普及性读物”应该是这套“传记系列”的基本定位。

然而，普及性的名人传记其实又是很不好写的，因为它对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：一方面，他得是这位名人的研究者，举凡名人的身世经历、著作文章等等，均需吃透，此所谓知人论世；另一方面，他还需要用讲故事的通俗写法夹叙夹议，把名人的一切和盘托出，此所谓深入浅出。只有这两方面融为一体，传记作品才能在思想性、文学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等方面开花结果。

临川版汤显祖画像。 中新社记者 钟新 摄

很显然，《情里梦里汤显祖》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。它把汤显祖从生到死的人生历程捋一遍，又在许多重要的关节点上沉潜开掘，极力释放传记主人公的人格魅力、价值追求、创作动因、审美旨趣，并夹杂着许多逸闻趣事。读完此书，一个刚正不阿、嫉恶如仇的士大夫形象，一个因情生梦、为梦写情、把情把梦写到极致的剧作家形象，就活脱脱地站到了读者面前。

科举制度。

作者告诉我们，科举制持续1300年，期间全国共产生进士11万人，仅江西就占1／10，可谓名符其实的“进士大省”。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中，年少成名、乡试中举的汤显祖考取进士应该是不在话下了，但实际上情况却并非如此。在前后13年间，汤显祖曾五次进京赶考，参考四次，罢考一次，直到34岁那年才中三甲第210名，成为一名“同进士”。就像“如夫人”不是夫人而是小妾，“同进士”作为进士，其成色与含量也大打折扣。为什么汤显祖才华横溢却屡试不中？因为“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，为遮掩世人耳目，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为陪衬。”（P47）张居正曾把陪衬对象物色到汤显祖、沈懋学那里，沈借坡下驴，汤婉言相拒，结果会试时沈懋学成了状元，张居正的二儿子嗣修也高中榜眼，汤显祖却名落孙山。万历年间科考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。

成为“同进士”的汤显祖虽然也在南京做了一名芝麻小官（太常寺博士，属正七品），却在万历十五年被朝廷考察为不合格官员，给了一个“不谨”的警告。原因是他与那些不满于朝廷的官员来往密切，引起了锦衣卫的注意。而面对科臣、辅臣们的沆瀣一气，汤显祖又义愤填膺，意绪难平，于是他终于在万历十九年写下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上书皇帝，直陈辅臣、科臣的种种不端恶行。他本想以肺腑之言，让皇上擦亮双眼，但这种想法与做法还是太书生气了，因为结果与其所愿大相径庭：万历皇帝一面下诏安抚群臣，一面把汤显祖贬黜了事。李建军在分析到这段历史时特别指出：“《论辅臣科臣疏》虽然写得心诚而事信，亢直而不挠，但却不仅不为最高统治者所理解和‘温纳’，还给汤显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灾难，使他一生蹭蹬偃蹇，穷困潦倒。”（P114）

《牡丹亭》

于是我想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为文之路：作诗作文者，风调雨顺时虽也有吟花弄月之辞，但往往是官场失意，命途多舛后，其诗文才大放异彩，甚至有惊天地、泣鬼神之风姿。所谓“不平则鸣”“穷而后工”等等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汤显祖后来之所以会去写“临川四梦”，显然与他这种人生遭际关系密切。以《牡丹亭》为例，此剧固然写的是杜丽娘的“情”，是汤显祖“唯情主义”思想的一次集中爆发，所谓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所至也”。但是，假如没有晚明官场的污浊，没有他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失亲之痛，甚至假如没有“童心说”“性灵说”的思想氛围，这部杰作能否诞生于当时，或许还要打上一个问号。而在这里，传记作者恰恰把《牡丹亭》与时代精神、作家命运往来互动的复杂关系呈现了出来。他说汤显祖写梦是“以梦讽世”（P173），而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，他甚至特意解释中国历史上以“晚”相称的时代为何只有三个——晚唐、晚明和晚清，称为“晚”者，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（P120）。像这些辨析就很有意思，它让我联想到了阿多诺所谓的“晚期风格”，杰姆逊所谓的“晚期资本主义”。

《牡丹亭》剧照。

但是，即便如此，我依然有一些困惑：为什么恰恰是这个亦真亦幻的故事把情写到了极致，其中“写什么”和“怎样写”的关系是否值得深究？为什么说《牡丹亭》“上承‘西厢’，下启‘红楼’”，其中的深层机制是否关联着我们的“抒情传统”？为什么林黛玉听到“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会心动神摇，眼中落泪？为什么冯小青能写出“冷雨幽窗不可听，挑灯闲看《牡丹亭》”的名句，而潘光旦则从中发现了“影恋”？甚至为什么白先勇改编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能够长演不衰，它与当下的青年人如何共鸣？凡此种种，普通读者估计不会关心，但《情里梦里汤显祖》却让我这个并不怎么称职的专业读者想到了这些，或许这正是它所需要的“雅俗共赏”的效果吧。

我的书架上早就有本白先勇策划的《姹紫嫣红〈牡丹亭〉：四百年青春之梦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），如今，我已把它找出来，想借此机会翻阅一番，看能否从中找到一些答案。